“‘三亚’，由于三亚河成三丫状而得名。”这一说法流传已久，虽屡受质疑，却未能从根本上否定。
本文引史料及多幅鲜见古舆图证实，这只是现代人杜撰的故事之一。事实上，考据出的历史竟然更曲折离奇。
三亚河各支流的形状，的确特异。本文进一步探索史前史，推导出三亚建成区的河东、河西半岛，均源于河口拦门沙的假说。
“三亚”地名，应源于黎语。正是这两个朴实无华的音节，为崖东水田农耕经济的连片出现，作了断代式的标记。
晚清舆图，榆亚水龙飞凤舞
三亚是三亚河的儿子。三亚水田稻作农耕文明，依赖三亚河而发育。
三亚河水系由三条大支构成，从地图上看，就像一株三四股叉的珊瑚树，于是产生了三亚之名源于这股“三丫水”的说法。
这个说法对不对，首先看看具备“三叉河”模样的地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
清中期之前，所有涉及崖州的舆图都非常简略，三亚河被简单地描画成一条水，上游有一个象征性的小分叉，以《万历琼州府志》所载为代表。
清后期，引入了西方技术，舆图使用经纬线，质量长足进步。成书于1822年的阮元纂《道光广东通志》（海南2006年版266页）的崖州舆图，尽管比例尺还是不大，却表达了三亚河的三个支流。笔者考据，这是20世纪中期以前唯一曾经标示三亚河为“三叉”状的历史地图。
但是，该图将三亚水和临川水位置错调，榆林水又大部缺失。该志内文更是错误多多，称临川水在“城东一百三十里”，三亚水在“城东北一百六十里”，又引《大清一统志》称“其水口名三亚港，又名临川港”（可能是误导至今的总源头），最后谨慎地怀疑“《广东舆图》以三亚水即临川水，似误”（均见上书367页）。
凡此种种说明，直到19世纪前半期，人们对榆亚水系还是相当模糊，“三个支流”的图形只是巧合，而且昙花一现。包括约20年后成书的张岳崧纂《道光琼州府志》在内，后来所有地方志都不再沿用此图。《道光琼州府志》唯一舆图《琼州府总图》甚概略，三亚河一带不巧漫漶，不知形状。
19世纪后期，舆图绘制越发清晰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有《广东舆图》，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有《广东舆地全图》。后者各县图幅独立，序言称内容基本承接同治版，“用点石法印数千册，以广流传”。20世纪初的宣统间，再刻皇朝时代最后一版舆图，榆亚水系大致承接光绪版。
三版舆图，均有原件藏于广州市中山图书馆。
这些舆图的榆亚水系，“三叉”已无影无踪。细看令人大吃一惊：“多银水”与“三亚水”汇合后居然流入了榆林港，线路呈龙飞凤舞状；同治图中，流入三亚港的两段短河（无疑是三亚河和临川河）仅仅是勉强安插的无源之水；到宣统图，由于法兰西等洋轮的介入使用，榆林港地位凸显，所以该港周边地形地貌得到更为具体的描述，但是流入三亚港的河似乎更加无法处理，干脆近乎消失。
无论古今，行军打仗都靠地图。清末舆图是皇朝时代最完美近真的地图，但是榆亚水系与实际情况相去如此之远，真靠它行军，肯定是一塌糊涂。
怎么回事？谁开这么大的玩笑？
一行错简，影响后世数百年
图籍是军政第一大事，舆图由专业人士绘制，搞抽象画是要丢脑袋的。
光绪版舆图体例，各县均附《图表》。崖州《图表·水道》称：
多银水，源出州东，下南漏岭东南，流经椰根里，三亚水自东南来注之。屈西南，为榆林港入海。
可见文字与舆图相称，但是各版皆误，无人觉察，榆亚水系严重失真，更甚于道光通志。如此重大的错误，在同期海南各县舆图中，属于罕见。
其实，前人很早就掌握了崖东各水的正确流向，《正德琼台志·卷六》对崖州山水的多条记载，基本上都是准确的，这里不一一引用。考其唯一明显错误，也就是导致后世榆亚水系大混乱的源头，在其中一条小河——“下水”：
下水，在州东一百五十里。出回风岭和尚沟，流通田尾港，经榆林村入港。
再后的万历志，载有“下水桥，回风岭下”，清乾隆、光绪《崖州志》亦载此桥。“下水”实地，在今竹络岭（元明时代回风岭）峡谷中部，很小一条山沟。按其里程及地势，就是今天的九曲水，下水桥在吉阳区街区沿G223国道东行约7公里处。该水源于竹络岭中部，桥上举目可见，所谓“和尚沟”，应是沟边曾经有座小庙。
但下文“流通田尾港，经榆林村入港”却有问题了。下水流出今六盘岭（六道岭）东的亚龙湾西侧，流域面积只有
45.3平方公里，不可能经榆林。榆林水在六盘岭西侧。
下水流向，误接了榆林水的去向，显然发生了错简。
错简，简即竹简，泛指古书文字次序发生错乱，这里是指漏抄了一行。原文应该是下水之后，接着叙述其东面的榆林水。但不知道哪一版出错，陈陈相因，影响后世数百年。
永乐抚黎，水系曾全面梳理
因此，比下水长得多、古代战略地位也重要得多的榆林水，即流域面积116平方公里的今大茅水，就此失载。明驿道“多银铺”以东是“湳西铺”，“湳”源自黎语，意即水，这里是榆林水。驿道必有桥跨榆林水，此桥亦从而失载——由于榆林水丢失，可能某一版方志编纂者便认为那桥没来由，删掉了。所以，湳西铺之“湳”，居然长期无人知其名。
到清代，康乾两部《崖州志》虽出现“榆林港，在临川港后”，但仍无载榆林水。直至《光绪崖州志·舆地志》，在“川”部终于出现榆亚各水及经流的详尽准确记载，可惜“港”部依然因袭了“多银水由东北注入（榆林港）”的错误。晚清舆图，仍然按照“多银水入榆林港”绘制，于是榆亚水系彻底混乱。
细分析，方志在“本论”项目下，例如在“山川”项目下的山脉位置、河流走向论述，通常比较准确，不是依据前志，就是有基层踏勘采访。但是从其它项目比如港口、都图、墟市而涉及河流的“兼论”，则较容易出错。
为什么这样？我推测：方志内容庞杂，编撰班子必须按专长分工，各管一部。所以不同的论述重点，其权威性并不一样。舆图更因技术手段限制，向来是方志短板。由于路途遥远艰辛，绘者决不可能遍历，只能据前代舆图及当时采访志绘制，一旦内容描述或文字理解出现错误，就会绘错。这个错误舆图反过来又成为后世依据，于是陈陈相因。
那么，《正德琼台志》未出现错简之前，山川考察能达到如此全面，就令人惊讶了。每一条河，虽然记载只有寥寥十余二十个字，却是从深山到出海一两百里流向的踏勘所得。正德志只是层层转录的传承链之一。以榆亚山间这几条相距不远，走向又高度相似的河流来说，《光绪崖州志》之前的各版方志，编撰者都未确切描述。
这个“不知年”的古地理踏勘，到底是何人杰作？
现存史料没有直接答案。笔者从多方史料推测，对海南山川这次了不起的全面梳理，应该是15世纪初永乐“抚黎”的系统工程。这是另一个大题目，此处只点出假说，论据就不展开了。
民国舆图，三亚河只有两叉
将榆亚地区诸水流向基本准确地描绘出来的任务，直到1930年成书的陈铭枢《海南岛志》，才算完成，三亚地区不知是否借助过航拍。
但是，民国地图上三亚河依然看不到“三叉”，只是两叉。临川水在三亚水东面，与三亚水并行南下，直到鹿回头山脚港门，才合流出海，此处水域也比当代宽阔。这个细节，是反映了当时水文事实的。
根据本土资深文化人陈人忠先生的记载，三亚水与临川水的沟通，是在日本人手里形成的：
1942年，在月川村与榕根村（市政府办公大楼处——原注）的交界处，原是有一块小盐田相隔。当时，日军强行把这块盐田开挖成渠，把两村分开。渠宽约60米，长约100米，从此东西两村港水相通。挖渠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山洪从北泻下，冲毁港门村东西两桥（《榆亚别集》36页）。
日本侵略者企图长久吞下海南岛，挖通河道是为自身利益。但工程本身无善恶，两水沟通确可减轻下游洪害，于是就像三亚机场一样，在人民手里继续沿用。
从此，俯视三亚河，“三叉”形状正式出现，此后的民国地图能否看到“三叉”，笔者没有资料，不敢臆测。在三亚附近的高地例如鹿回头俯视，天气好时应该也能看
到“三叉”吧。
首次航拍，地图上三叉河初现
解放后，国家先后安排了对海南全境的三次航空摄影，并据此测绘出海南的最初几版航测地形图。原文照引一份不应被淡忘的资料：
1959年11月7日，民航北京管理局航测大队开始对海南岛进行航摄，1960年4月完成。航摄比例尺在东部平坦地区为1：2万，中部丘陵山区为1：1.4万。焦距为100毫米，像幅为18厘米×18厘米。
航摄资料由广州军区保存。
同时，国家测绘总局第四地形测量队、总参测绘局第四地形测量队等7支测绘队伍近2300人云集海南，开展海南岛1：1万地形图测绘大会战，于1960年年底全部完成野外测量调绘任务，并编制出海南第一代1：1万航测地形图。
这是新中国首次大面积1：1万比例尺航测地形图，共测绘地形图1217幅，约3.25万平方公里，基本覆盖了整个海南岛（《海南省志·测绘志·第三章》）。
此后，海南地图才进入现代准确度，三亚河也才“像个三叉”。
1960年7月出版、内部发行的《海南岛十年水利建设》（三亚市图书馆存），有个手绘《海南岛河流开发与治理规划示意图》，绘制专业。三亚河在这里，已呈现“三叉河”形状。
20世纪中期的“三叉河”地图，距离三亚地名出现，已经500多年了。哪怕是《道光广东通志》并不准确的“三叉河”，距三亚地名出现也近400年。对于三亚之名源于“河像三叉”的说法，这些都只能是反证。
三大支流，都曾经独流入海
当代三亚建成区——河东、河西的土地，是如何形成的？
把楼群、街道从视线里理性清除，看看三亚河道本身。
水蛟溪的下游，仅是一片平缓的沙滩与大海相隔。为什么沙滩能拦住河道不让出海，迫其东折120度，汇合六罗水再东南流呢？按说汛期洪水凶猛，是不难冲开沙滩的。事实上连六罗水也折弯了一个类似角度，两河汇合后远远流向东南方鹿回头下的海门，这才出海。三亚河道这种特异模样，海南唯一。
凡事必有道理。我们知道，河道主体是由山势形成，早在地质年代就基本固定了。只有下游出海口一带是淤积形成，比较年轻，河道的改变和伸延，主要在这一段。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三亚河道更早的演变，但是知道了明代的毕潭港和宽阔的三亚古潟湖，反推更早的河口冲积地形成史，就有了充分理据。
笔者推测：现代三亚河三个支流，都曾经是独流入海的。把现代海岸线平均地回退1.5公里左右，三个原始出海口就显示出来了。这条退缩线，大致就是三亚湾的古海岸线（见“三亚形成”模式图1）。
现代三亚湾，从马岭到鹿回头两个海岬支撑点之间是一条优美弧线，这就是海潮冲积线。支流独立入海时代的古三亚湾，也是大致弧形，河相与海相积沙相遇，在各河口逐渐形成拦门沙。很多河口都有或明或暗的拦门沙，海南最著名的是博鳌附近的玉带滩（见“三亚形成”模式图2）。
河东河西，最早都是拦门沙
年深月久，拦门沙逐渐相连增高，露出水面并与北部海岸相接。拦门沙内，同时形成古潟湖。在海流与河流的共同作用下，拦门沙除了继续长宽长高，还如长舌般向东南方缓慢推进。三支流均受其约束南下，由于临川水出海口位置略远，两道水流间出现第二道拦门沙（见“三亚形成”模式图3）。
这个时代，榆亚地区开始陆续有文字留存，例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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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川水“分为两派，前后夹流临川地，唐以名县。后水产石蟹，前水产海镜并江珧柱”（《正德琼台志·卷六》）的记载，番疍人群逐步开发毕潭港。出海口越来越偏南，河水最终在鹿回头脚下的狭窄海门夺路西出，在淤积成当代三亚两大建成区的同时，又冲刷、挤压临川水南部曾因静水区而堆积的古海滩，造成当代南边海路东段岸线的碗状凹入。这一系列演化，都是流体力学常识所能理解的。
三亚如此特异的冲积滩，首先由于水蛟溪与六罗水的原始出海口，与古海岸线形成明显锐角，其次是在湾流冲击与鹿回头海岬抵挡的拮抗运动中，舌状海滩只能向东南角发展。从这个角度，更能体现“三亚是三亚河的儿子”的地质含义。当然，现代三亚湾1.5公里纵深的海滩主体，还是海相堆积层，假设没有河流出海口，整个三亚湾海滩就是一个标准的弧线。
有人会问，海南建省后发现三亚湾沙滩不断被侵蚀后退，前两年政府还启动大规模人工补沙工程，这不是“拦门沙”说的反证吗？回答是：潮涨潮落，冲积冲刷，这一对自然力的拮抗过程可能时有变化，当代人工岛也有附加作用。但三亚湾总体而言是堆积为主，否则就不会有这片长滩，海岸线早就退缩到石质山脚了。
古毕潭港以北的万亩“米缸田”，形成较早，又是河滩冲积，所以土质细腻优良，非常肥沃。而毕潭港以南的两条“长舌”，形成既晚，又以海相堆积为主，沙重地瘠，所以不是良田。我曾了解过近年建造的一些楼盘，三亚解放路以西旧铁路一带，基坑挖到20多米以下都是纯沙；而解放路以东的河沿附近，基坑数米以下就是半沙半淤泥。这应该就是海积与河积成陆的差别。
几百年来，崖东山林砍伐一路加重，河流含沙量增高，使三亚古潟湖加速淤窄成河道。海南建省后大规模填水造陆，三亚河水面进一步缩小到建省前的三分之一。面对当代地图，人们更难意识到市区的拦门沙前世。
鹭鸟之田，两个字的经济史
除了“三叉河”说，还有人猜测“三亚”源自宋末造反的“三巴大王”陈明甫，说是三亚与三巴，海南话相近。这更不足信。据乐东及海口的朋友说：亚与巴，海南话韵母相同，声母却异。这与普通话、粤语的情况是一样的。
值得认真看待的说法是：“三亚”源自黎语，意思大概是“鹭鸟之田”。
黎族出身的当代学者中，三亚籍符天志先生、儋州籍王明坤先生等，对此均有论述。他们指出，黎族之本地、侾、杞、美孚几个方言区，均称“水田”为“打”，读音“ta ”（据王明坤。可能方言区发音略异，符天志记为“da”），别字有“三、什、扎、大”等。海南各地田多，以田为名的村寨也多。有人据司徒尚纪的《广东文化地理》地名材料统计，海南地名发音为“ta ”某者，有319 处。随着挖掘的深入，肯定不止此数，在三亚市域就有很多，如三更、三陵、三公、三朗等。
符天志指出黎语一般名词在前，修饰或指示词在后。三亚之“da”，意为田，“a”指示田的特征。发音为a的黎语，含意只有指人名或乌鸦，直译是“（多）乌鸦的田”或“（属于）a的田”。他进一步说，父老未必把鸟类分得很清楚，习惯以相类者统称，有时海南话记录也会含混，像鹭、鸭、鸦也会混称。所以不排除是指“鹭（之类）的田地”。王明坤则重点阐述了黎族传统的鸟类崇拜。此外还有人说，田独镇的大茅和凤凰镇的高峰，都有“老鹰田”的地名，含义也是类似的。
排除了“三叉水”说，“三亚”汉字字面即不可解，其源自黎语，已无可疑。笔者从生态和生产力发展角度，试图解读这个黎语出现的背景：
首先，“（多）老鸦（或野鸭、深色水禽）的田”应是指水稻田，而不是山栏旱稻田。虽然水稻、旱稻成熟前后，谷粒都同样会吸引禽鸟，但持续时间毕竟短，而且无论古今，此时正是需要护稻驱鸟的。热带水田则是一个极好的浅水湿地生态系统，适合小鱼虾、蛙类及螺蚌类持续繁殖，所以常招引水禽巡索。
体型略大的禽鸟，无论是作为先住民的猎杀对象还是崇拜对象，都必会引起注意。这种经常多鸟而又多数时候无需驱逐的田，是先住民所未曾见过的，是新鲜事，故以“三亚”名之，作为特指。
在《“三亚”问世记》中笔者考据直到明初，整个崖州尚无连片灌区，也就是没有成规模的稳定水田，到了洪武“桑高”等军屯才加以开发。从相关记载看，海南屯田必是产量较高的水田而非旱地。黎语“三亚”这两个朴实无华的音节，为崖东水田稻作经济的连片出现，作了断代式的标记。
由于“桑高”与“三亚”发音高度接近，而“桑高”地名，当在军屯之前。也就是说，崖东小规模的水田稻作可能出现得更早，或许是“迈语”移民的作品。
虽然黎族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山兰旱稻栽培技术，不过，如果旱稻田平常也多老鸦之类的话，人们就会司空见惯，不会以它命名，因为这相当于通称。退一步，即使命名也早就有了，明洪武三年驿道重设，就会有三亚铺或三亚桥的记录。
同是稻作，水田与旱地游耕，产量与可靠性大异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。所以，三亚之名，实是黎族先民撰写的一篇“两个字的经济史”。
某人之田，排除游耕才成立
假设“三亚”是黎语另一含义，即表示“a”这个人的田，那么，推论又当如何？
古崖东地广人稀，旱田的基本定义是“游耕”。烧荒种两三造，地瘦即弃，移位再烧。开发成本低廉，位置不固定，甚至黎村亦常常因此游移。根据三亚籍学者陈光良先生的阐述，海南烧荒，只有第一造能种旱稻；第二造地就瘦了，只能种薯蓣，如果还种第三造，就只有木豆之类了——
在这种情况下，“谁的田”有什么意义呢？即使偶尔说了，两年又变，作为地名是不可能流传下去的。
锄耕旱地即坡园地，比刀耕火种地固然可以经营更长时间，但那需要以积肥上粪为前提。在地旷人稀的条件下，简便而高产的烧坡游耕，无疑比坡园地锄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。
只有水田才是固定的，也有吸引力。建设一片水田需要凝聚大量有技术含量的劳动，平整、筑埂、防漏、排灌，培育成具备耕作层和犁底层的熟地，需要若干年的辛劳，非常不易。一旦建成，则产量有保证，不会轻易抛弃，而以“一造一歇”、“两造一歇”方式，或人工上粪方式维持土壤肥力。只有这个时候，田才成为重要财产，指认“谁的田”才有意义。
再假如，“三亚”是黎语表示“a”这个人承租进来、或租赁出去的田，同样走不出类似推导，只是显示出水田是由外来耕家运作的……
笔者猜测，羊栏北面3公里的“大恶”黎村，或许就是另一个“鸟的田”。这也是黎语地名，海南话字面发音与“三亚”相当接近。清代地方志上，该村也曾写为“打恶”“打郁”，现分上下两村。最早的黎语，或许如出一辙，只是因为有了三亚，汉人记录者在文字有所区别，便造成今天读音不完全相同。
三亚河在元明时称“多银水”，有多银村。“多银”地名使用了数百年，未必是汉语，因为榆亚向来不产银。很可能亦源自黎语，如能破译出“多银”原始含义，或许会有助开拓“前三亚史”的探索空间。
原生地名，果真是一把钥匙？
外来耕作群体到三亚平原开发水田，却由黎语予以命名，矛盾吗？
不矛盾，类似的事在海南各地都有发生。黎是主，汉是客；在移民村里汉是主，在周边大环境则是客。自古汉与黎一直有交流，文化互渗，血缘也互渗，所谓客民、逃丁、贬官后裔“化为黎”之说，史不绝书。香港、澳门，其外文读音完全依照土人最初告知的土名，船坚炮利的殖民当局半点不改，几百年老老实实用下去，这样的文化现象非常普遍。
人类学研究中有大量例子：原生的地名，常常是没有文字遗存的年代简洁、可靠的事象记录，有时甚至就是开启古代巨大疑团的一把专用小钥匙。
“三亚”地名，或许就是这样一把钥匙！
下面，试梳理一下“三亚”地名出现前后的历史环节——
元明之交，三亚河下游地广人稀，先住民以采集狩猎兼部分游耕为生，尚未出现连片水田牛耕式的经典农业。地望只有广泛而模糊的乡，不过“桑高”地方或许有了一些水稻田。明初，由于被罪官民及家属大量抵达，加上经商“迈语”人群的入驻，崖州人口迅猛增长。洪武“桑高军屯”开发出榆亚第一个规模灌区，出现连片水稻田，使未曾见过鸟类常年盘旋田块的土人惊讶，喊出“三亚”之名。肥沃的妙林洋引来更多客籍移民，灌区扩大。随着水田增多，三亚之名涵盖越广，成为赋役单元“三亚里”。再后，三亚里产生岁贡而见诸史志记录，也由于属地管理入泊毕潭港的占城“贡船”，而通过广东巡抚叶盛奏章“上达天听”……
这诸多事件，能相互印证真实吗？这几块拼图，能构成明初两代人时间内，榆亚水田农耕的迅猛开发图景吗？
附记
本文是《“三亚”问世记》（载本刊2016年12月18日）的姊妹篇。该文见报后受到关注，一些资深人士提出商榷，认为三亚街和番村的位置在老机场东北。
《“三亚”问世记》着重阐述明清的“三亚”，篇幅所限，无法将考据链全部展开，也未具体阐述清末后的居民点演变。乡贤父老反映的是两三代人共同的百年记忆，值得重视。但是考据数百年前的状况，光靠记忆不够，还要靠史料。拙文古三亚街和番村方位，是有史料支持的，符合水文演化规律，也与《光绪崖州志》“乡都”中榆亚各村间的相互里程吻合。
史料与民间记忆出现矛盾，不足为奇，有时正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，笔者也在深入学习之中。这里补充两点：
第一是清初以来，海南各地分布的“番人”陆续向三亚湾东部不宜农耕的海滩、河滩地带聚集，产生多个居民点，形成当代海南回族唯一聚居区。在海南民族发展史上，这是个独特现象。
第二是晚清后榆亚移民大增，随着三亚河淤积加重，经济重心南移。本来存在于毕潭港北岸的“三亚街”“番村”南移扩大，水蛟溪两岸、三亚河两岸，都有居民点，在本地人口头就都是“三亚街”“番村”了。
